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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剧本创作,为《宝贝儿》带来了什么?

作者: | 发布时间:2019-07-14 01

《宝贝儿》的现实原型之一,是“天津无肛女婴”事件;另一起事件,来自导演刘杰的朋友,面对同样的抉择,最终散尽家财救回孩子。

“真实的力量”是否只来源于真实本身,是中国导演集体投奔“现实主义题材”大潮中,露出的第一座暗礁。

作者|洛弟

《宝贝儿》的现实原型之一,是“天津无肛女婴”事件。


2010年1月,天津一对夫妇诞下一名先天残疾女婴,孩子的脊柱与心脏,都有严重问题,且肛门高位闭锁。


在医院认为救治已无意义后,孩子被父母送往临终关怀医院,在照料中等待解脱。


作家陈岚闻讯,与慈善组织人士出面,反对孩子父母放弃救治,并冒充孩子的母亲,潜入医院将其抱走。


舆论压力下,孩子被父母送回医院,不久去世。


整起事件存在的伦理争议,以及略显鲁莽的“救助”行动,令陈岚遭到口诛笔伐。


另一起事件,来自导演刘杰的朋友,面对同样的抉择,最终散尽家财救回孩子。


道德困境的故事,讲述视角站在任何一方,都有风险。


影片想尽办法去规避这一风险,放弃视角本身。


包括刘杰的无剧本创作,也包括主人公江萌的人物设定。


十八岁的江萌,先天残疾弃婴,在福利院与养母照顾下长大。


她无视身体的缺陷,朋友劝她办个残疾证,她不办。


这份固执既是性格,也是大脑发育不算健全所致。所以她的行为,有时会凭着与他人不尽相同的本能。


所以,当她在医院打工时,遇到因女儿先天残疾,决定放弃的徐先生,一路追踪,不惜偷出孩子。


在她眼里,孩子的病能治好,但能照顾好她的,只有福利院——作为剧情片承载视角的主角,江萌甚至不是一个有足够行为能力的人。


她唯一的固执,是反对每种形式的遗弃。


长大后离开寄养家庭,让养母到养老院生活,在她看来是对养母的遗弃。



办一张残疾证,享受各种优待,包括干拿钱不做事,像是对自己的遗弃。


影片将这一切平摊开来,在文本上放弃更多系统联系,甚至有时让人物缺乏行为动机。


在视角上,保持了最大限度的远观,在手法上,则是堆砌与放任,甚至可能是缺乏认知所导致的逃避。


导演的无剧本创作,也许要为这次取舍带来的后果,负主要责任。


后果一是可看性的牺牲,二是美学上的统筹无力。


其实,相比于大局的失控,《宝贝儿》在一些细节上相当走心。


比如病婴紫胀的小脸,比如养老院白天,永不停息的呻吟乃至惨叫。


再比如,江萌与养母的餐桌上永远单调的饭菜,没有几片肉。


这是一户吃得起肉,却不能多吃的人家,因为节俭,也因为江萌消化道的后遗症。


包括人物间的相处方式,医院里两代人的妥帖,以及各自的悲戚与强撑,能在未交代人物关系的前提下,让人一眼看出是翁婿。


影片用了最大的力量,去呈现真实世界,而非想象。


这个世界在片中的呈现方式,主要是静默的光影。


最抓人的偷孩子一场戏,长镜头里,江萌趁深夜将婴儿抱出病室,全程看不清面孔,只有时时回首的剪影,表露出弱者在情境下特有的惊慌。


但伴随而来的配乐而非静默带来的恐慌,让全片最好的一场戏好极有限。


归根结底,是边想边拍的方式,让影片从内容到形式上,有想法,却因缺乏了把想法系统化的过程,导致了不时的失调。


在《宝贝儿》里,这个缺位的过程,其任务本该是对真实的认知。



“真实的力量”是否只来源于真实本身,是中国导演集体投奔“现实主义题材”大潮中,露出的第一座暗礁。


社会议题的尖锐与刺痛,和戏剧性极强的个案,其力量本身大小,是经过适量调配决定的。


《嘉年华》表面上极度克制,苦心编排“真实”去刺激观众,却被执迷于题材、贪图展现的野心虚火戳破面具。


《我不是药神》让戏剧的力量,与事件本身的戏剧性展开争夺,让前者小胜半局,后者几乎大败亏输。


真实之于电影,是必须止步于99.99%纯度的黄金,是氧气瓶内,纯度存在高度限制的氧气。


调配过程中,任何的过高或不足,结果无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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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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